内容提要：民营企业家虽然不再被认为是“异己”，但也不是“骨干”。他们何时才能成为中国的一股政治力量，依然前路渺茫。

   “过去五年非公经济的平均年增速是21.6%，对基础设施的投入占比超过60%，全国非公有制经济企业已超过1000万户，个体工商户超过4000万户，对GDP的贡献率超过60%，税收贡献率超过50%，就业贡献率超过80%，如果单从新增就业来看，非公有制经济的贡献达到90%”。

王钦敏，中国非公经济的代言人、全国工商联主席，在2013年的全国政协记者会上公布了这组令人刮目的数字。数字传递的不仅是中国非公经济的体量和潜力，也映射出“民营企业家”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爆发力。

针对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政治生态现状，记者采访了中国品牌之父、中国发展研究院院长、《经济日报》前总编辑艾丰。

有“民”声 有“钱”景

“中国的政治改革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无法忽视，那就是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里，中国出现了一个几千年来都没有的重要阶层，就是企业家群体。这么重要的阶层，一定要充分发挥他们的力量，不仅要在经济领域发挥作用，也要在政治领域发挥作用。如果缺少适合的制度安排，经济发展也会面临各种问题”。

对此，艾丰以中国光伏产业在去年遭遇的阵痛为例，进行了分析。

虽然中国光伏产业正经历着来自国外市场的巨大挑战，但挑战也意味着巨大的转机。正是由于国内光伏企业产能过剩、债务问题越来越突出，所以政府层面也不得不重新思考这个问题，并针对光伏产业出台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虽然这是个利好，但也不得不说是一种“倒逼”。

“当海外市场对中国光伏需求大幅缩减时，整个产业都岌岌可危。其中的原因，企业要承担一部分，但根本原因在于宏观层面没有把这个产业作为新兴的、对国民经济发展和国计民生具有重要积极意义的产业来推动。所以，在政府的规划和政策制定过程中，都缺少从扩大内需的层面拉动光伏产业发展的关键性内容。中国目前的情况是石油不够了，就下大力气找油，天然气不够了，就千辛万苦地找气，惯性思维致使中国的能源发展时常陷入被动。

中国光伏的产能过剩问题，换个思路就是市场问题。那么，国内光伏市场问题归根结底是个政策问题。哪怕光伏发电在短期解决中国20%的用电量，也是改善中国能源利用和供应的一个重要胜利。”

如何让清洁能源尽快走进中国人的生活，艾丰的观点是：中国清洁能源的发展还缺少些最有效的原动力，也就是开始起步时，需要强有力的政策猛推一把。尤其是政策制定过程中，非常有必要让熟悉产业情况的企业家更多参与进来。

在中国光伏领域中，用“一家独大”来形容民营企业的规模毫不夸张，有超过90%的光伏企业是民营企业。中国光伏组件制造95%出口，占全球40%以上的市场份额，但国内光伏消纳能力仅为5%。民营企业迫切需要国内市场助其一臂之力，从而降低过分依赖海外市场的产业风险。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副理事长孟宪淦曾在2011年预测，国际市场规模有限，若不加速开启国内光伏市场，未来一两年，这个行业将面临惨烈的洗牌。与此相对，以国内第二轮光伏电站特许权项目招标为例，13个项目最终被大国企全部包揽，而一些有实力的民营光伏企业无缘这场“盛宴”。

   “这意味着民营企业家只能决定生产，并不能很好地影响国家产业政策。光伏企业是最了解生产经验、市场风险的主体，如果政府在光伏项目论证与政策制定前期，能邀请更多光伏企业家参与进来，必然能够很大程度上降低产业发展风险。2012年中国光伏产业面临的巨大震荡，非常清晰地说明，宏观层面在中国光伏产业的决策过程中，缺乏来自民营企业家的参与。”回看中国光伏产业出现的问题，艾丰总结了其中的“要害”——微观越位，宏观缺位。

微观层面，因为一些地区为了推动当地经济发展，难免积极推动产能扩大；宏观层面，本该针对整个光伏产业制定更加宏观的长期发展政策，将其作为新能源发展的支柱型产业加以扶持和推动，但政策实施方面却迟迟没有细化。这两方面“不到位”，是导致中国光伏产业出现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

既非“异己”，又非“骨干”。

一个意味深长的三鞠躬，温家宝象征性地告别了自己十年的总理生涯。将近2小时的政府工作报告，一万六千多字的报告中，有段文字虽热情洋溢，却常常被人忽略：

“我代表国务院，向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和公安民警，表示诚挚的感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其他各界人士，表示诚挚的感谢！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和台湾同胞以及广大侨胞，表示诚挚的感谢！向关心和支持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和各国朋友，表示诚挚的感谢”。

提起上面一段话，艾丰这样认为：“整个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没有提及‘企业家’这三个字。那么，企业家到底重不重要？当然重要。企业家不仅影响着企业的发展，也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的经济发展。”

谈到“企业家”在中国的处境，艾丰说：“商人从中国封建社会开始就被认为是‘下九流’，有能力有学识的人很少进入经商的领域，即便有些人在这个领域做得风生水起，但在权力阶层终究没有发言权，顶多是‘官商’，依然要依靠官员身份来行使话语权。例如胡雪岩，当他褪掉官员的身份后，还是处处被动，所以，过往企业家在中国并未形成一个独立的阶层。”

改革开放前，中国彻底消灭了一切私营经济成分，不要说民营企业家，就连个体户也不见了。他们的存在，在法律层面是不被允许的。

改革开放后政策开始松动，勇敢的个体户开始建立集市贸易，但长途贩运依然被当作投机倒把严格禁止。

1984年，中国修改《宪法》后，才明确允许个体工商户经营，但组建个人所有的企业仍属严格禁止之列。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很多人，都体会过当时政府和百姓对个体户的侧目，个体户在注册登记、税收等方面依然磕磕绊绊。

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颁布，处于灰色地带的私营企业正式取得合法地位。同年，中国再次修改《宪法》，“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存在和发展”，但仍然“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破坏国家经济计划”，私营经济依然脆弱。

1992年，88岁高龄的邓小平南巡，提出改革开放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同年10月，中共十四大上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次年，全国政协委员中首次出现民营企业家的面孔，中国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发展方向，私营经济被正式认定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1999年，私营经济终于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非公经济在之后的几年迎来了发展高潮，截至2000年，全国共有170多万户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家的社会地位也日益提高。

与经济地位提升不同，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身份确认一直进展缓慢。直至2001年，民营企业家的劳动者身份才正式被承认。中共十六大上，才把“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纳入党员发展对象，大会报告列举了因社会变革而出现的六大新社会阶层，民营企业主才被囊括其中。

“坦率讲，全国政协委员这个头衔有‘保护’性质，人家觉得你可靠，你就能拿到大项目。政治上可靠，经济上有实力，别人就不敢打你的主意。”作为“中国首批民企政协委员”之一、时任江西九江民生实业公司董事长的王翔曾对媒体坦言。

同样，“在中国，你不懂政治就做不了大企业。”曾任第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的东方集团董事长张宏伟也这样认为，2012年是民营企业家张宏伟及其东方集团成立的第34个年头。

时至今日，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处境又如何呢？艾丰认为，国有企业家的政治身份问题基本解决了，因为国有企业家多数都是两会代表、委员，但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身份问题依然存在。民营企业家虽然不再被认为是“异己”，但还没被认为是“骨干”。他们有一个阔大的名称，叫“社会主义建设者”。

当国有企业高管纷纷入仕，进入更高决策层的时候，民营企业家的从政之路，依旧漫长修远。

（选自《新能源经贸观察》创刊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