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中国高级官员的出身，往往会用到两个词：一是“战线”，二是“系统”。这些战线或者系统，往往是一个干部初始工作的背景，一个人的基层工作经验大半在哪个系统，往往意味着他担任高级官员的时候，有没有优势，以及在哪个职位上更有优势。

低迷三十年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建国之初，百废待兴，摆在毛泽东等最高领导人面前的重要任务，除了巩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就是仿效苏联，工业立国。

那个时候，虽然对煤炭、石油和电力也是高度重视，但是，在高级官员的任用和选拨中，能源系统和钢铁、纺织、汽车制造等领域相较，不可同日而语。

人民币图案的选用，可以说具有一定的政治导向作用。第一套人民币二十元面值纸币上，曾经有煤炭工人推车的图案，但这个图案到第二套人民币就告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汽车、飞机、轮船、桥梁、延安、火车头、拖拉机、人民团结、丰收等图案，唯一一个真实的能源业图案是水电站。

到第三套人民币，图案是农民、长江大桥、挡车女工、拖拉机手、车工、炼钢工人和各民族大团结。看上去没有哪一个能够离开能源，但都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能源行业。头戴铝盔走天涯的荣耀，或者风钻操作工人的自豪，在票面上并没有什么表现。进过北京、见过毛泽东、向周恩来汇报过工作的石油铁人王进喜，尚不如一个拖拉机手辉煌。

这也许和能源业的现实有关。中国仍在蒸汽机时代，煤炭是最主要的能源。开采石油，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运输用油（那时候很多城市的汽车要用煤气包，臃肿也不安全）。美国学者伍达德1980年发表于美国《共产主义问题》杂志的论文《中国能源的前景》指出，在1960年代到1970年代末期，中国从石油生产上获得的收益和购买能源设备的花销差不多。

时光荏苒。到1978年，能源系统一下子为中国贡献了两位副总理：余秋里，康世恩。

余秋里是位军人，在军队的财务、后勤部门工作过。1958年起，担任石油部长。他做石油部长的第一任务，是找油。

康世恩也是军人出身，长期在西北地区战斗，1949年出掌玉门油矿。上世纪六十年代，直接指挥了大庆会战，为中国的原油自给做出了重大贡献。

这一变化也和当时的国内、国际局势息息相关。

国内，“文革”已经结束，经济要发展，民生要提高，能源尤其是石油需求越来越大。

国际上，中苏交恶，苏联早已经中断了对中国的石油出口。自1977年起，苏联和阿富汗矛盾加重，对波斯湾地区的石油供给也产生了巨大的威胁。

中国必须改善自己的石油安全状况。两位有石油战线工作经验的人物出任国务院副总理，今天看来，既有经济全局发展的考虑，又有石油战略的考量。

冒险与创新

中国石油储量丰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时美国也有人对中国的石油资源抱有期待，希望中国的石油能够大量出口。

但是在《中国的能源前景》中，伍达德认为这种期待不现实，因为中国的运输业和加工业正在飞速发展，会迅速变成一个消费大国，而且中国受制于产油国面临的共同困扰：容易开采的石油都被开采了，再开的新油井可能在海上、在荒漠、在更深的地下，开采成本高，而1980年代的中国，缺乏的正是资金。

中国有用煤产品替代石油，把石油产品出口换取外汇的做法，但是伍达德认为中国以后可能不会再这么做了。

中国渴求更多的燃料，为此石油人冒了更大的风险，甚至把目光瞄准了渤海。1979年，渤海2号钻井船翻沉，72人遇难，直接经济损失3700多万元。萝卜快了不洗泥的蛮干和各级领导的不负责任，导致石油工业部部长被撤职，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被记大过。

也正是对石油的渴求，促使中国石油工业开始了改革和走出国门。

1980年，石油工业部向中央提出了一亿吨原油产量包干的改革建议。中央很快批准：从1981年起对石油工业实行一亿吨原油产量包干政策，在完成原油生产任务后，可将超产原油按国际市场价格出售，价差收入由石油工业部留用。这是能源业最早的承包责任制，这也是中国石油工业走向世界的开始。

也是在1980年，国务院还批准了石油工业部基建局组建中国石油工程建设公司（CPECC），开始了国际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