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选定正部级及以上的高级官员的标准很多，“能源人”的工作经历绝对是一个加分项目。
提到中国高级官员的出身，往往会用到两个词：一是“战线”，二是“系统”。这些战线或者系统，往往是一个干部初始工作的背景，一个人的基层工作经验大半在哪个系统，往往意味着他担任高级官员的时候，有没有优势，以及在哪个职位上更有优势。
低迷三十年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建国之初，百废待兴，摆在毛泽东等最高领导人面前的重要任务，除了巩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就是仿效苏联，工业立国。
那个时候，虽然对煤炭、石油和电力也是高度重视，但是，在高级官员的任用和选拨中，能源系统和钢铁、纺织、汽车制造等领域相较，不可同日而语。
人民币图案的选用，可以说具有一定的政治导向作用。第一套人民币二十元面值纸币上，曾经有煤炭工人推车的图案，但这个图案到第二套人民币就告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汽车、飞机、轮船、桥梁、延安、火车头、拖拉机、人民团结、丰收等图案，唯一一个真实的能源业图案是水电站。
到第三套人民币，图案是农民、长江大桥、挡车女工、拖拉机手、车工、炼钢工人和各民族大团结。看上去没有哪一个能够离开能源，但都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能源行业。头戴铝盔走天涯的荣耀，或者风钻操作工人的自豪，在票面上并没有什么表现。进过北京、见过毛泽东、向周恩来汇报过工作的石油铁人王进喜，尚不如一个拖拉机手辉煌。
这也许和能源业的现实有关。中国仍在蒸汽机时代，煤炭是最主要的能源。开采石油，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运输用油（那时候很多城市的汽车要用煤气包，臃肿也不安全）。美国学者伍达德1980年发表于美国《共产主义问题》杂志的论文《中国能源的前景》指出，在1960年代到1970年代末期，中国从石油生产上获得的收益和购买能源设备的花销差不多。
时光荏苒。到1978年，能源系统一下子为中国贡献了两位副总理：余秋里，康世恩。
余秋里是位军人，在军队的财务、后勤部门工作过。1958年起，担任石油部长。他做石油部长的第一任务，是找油。
康世恩也是军人出身，长期在西北地区战斗，1949年出掌玉门油矿。上世纪六十年代，直接指挥了大庆会战，为中国的原油自给做出了重大贡献。
这一变化也和当时的国内、国际局势息息相关。
国内，“文革”已经结束，经济要发展，民生要提高，能源尤其是石油需求越来越大。
国际上，中苏交恶，苏联早已经中断了对中国的石油出口。自1977年起，苏联和阿富汗矛盾加重，对波斯湾地区的石油供给也产生了巨大的威胁。
中国必须改善自己的石油安全状况。两位有石油战线工作经验的人物出任国务院副总理，今天看来，既有经济全局发展的考虑，又有石油战略的考量。
冒险与创新
中国石油储量丰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时美国也有人对中国的石油资源抱有期待，希望中国的石油能够大量出口。
但是在《中国的能源前景》中，伍达德认为这种期待不现实，因为中国的运输业和加工业正在飞速发展，会迅速变成一个消费大国，而且中国受制于产油国面临的共同困扰：容易开采的石油都被开采了，再开的新油井可能在海上、在荒漠、在更深的地下，开采成本高，而1980年代的中国，缺乏的正是资金。
中国有用煤产品替代石油，把石油产品出口换取外汇的做法，但是伍达德认为中国以后可能不会再这么做了。
中国渴求更多的燃料，为此石油人冒了更大的风险，甚至把目光瞄准了渤海。1979年，渤海2号钻井船翻沉，72人遇难，直接经济损失3700多万元。萝卜快了不洗泥的蛮干和各级领导的不负责任，导致石油工业部部长被撤职，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被记大过。
也正是对石油的渴求，促使中国石油工业开始了改革和走出国门。
1980年，石油工业部向中央提出了一亿吨原油产量包干的改革建议。中央很快批准：从1981年起对石油工业实行一亿吨原油产量包干政策，在完成原油生产任务后，可将超产原油按国际市场价格出售，价差收入由石油工业部留用。这是能源业最早的承包责任制，这也是中国石油工业走向世界的开始。
也是在1980年，国务院还批准了石油工业部基建局组建中国石油工程建设公司（CPECC），开始了国际化进程。
石油：多出大能人
石油化工产业的顺时而变，也让更多石油人、石化人走上了高级领导者的岗位——
周永康1985年从辽河石油勘探局局长晋升为石油工业部副部长，1998年又由中石油总经理升任国土资源部部长，最终成为政治局常委。
中共十八大当选的政治局常委张高丽，则拥有多年中石化茂名公司的工作经历。
1988年，吴仪由北京燕山石化公司副经理、党委书记出任北京市副市长，此后历任外经贸部部长、国务委员和副总理。
陈锦华在上世纪80年代长期担任中石化总公司总经理，1990年起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计委主任，1998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盛华仁则是陈锦华的副手，也担任过中石化总经理、国家经贸委主任，2003年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秘书长。
省部级的也有不少：
苏树林由中石化集团总经理担任了福建省省长。
交通部部长杨传堂出身于胜利油田和齐鲁石化。
李毅中2003年由中石化总经理出任国资委党委书记、安监总局局长、工信部部长；卫留成则由中海油总经理出任海南省代省长、省长和省委书记。
有趣的是，其他系统或者展现出身的官员，有时候也会被派到石油石化系统去工作和锻炼，比如朱槠基曾经从下放劳动后回到北京，在石油工业部管道局工作过一阵，曾庆红曾经在石油工业部外事局工作过几年。这都能丰富官员的简历，提高他们的眼界和见识。
石油石化干部被提升到高级官员的位置上，固然和国家对石油的紧迫需求有关，也和石油人本身的素质有关系，他们眼界开阔，统率能力强，深谙企业经营管理之道，擅长统筹协调等，所有这些，足以让他们在更大的舞台上一展身手。
煤炭、核电：常在省部级
和石油人的风光相比，煤炭和核能业出身的干部在选择任用方面的面偏窄，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煤矿设备陈旧、效益下滑，许多煤矿走向私营，这使得煤炭人掌控的资源越来越少，在任命方面，安全生产监督总局长期是煤炭人的当然领域，但是石油人李毅中一度占据了这个职位。
但是在有些省份，煤炭人出身的官员仍占据优势，比如山西省。2009年，山西省掀起“煤炭重组”，大多数保留下来的矿井被国有企业控制，通过国有化，一些企业规模迅速增大，也为政坛输送了新生力量。现任山西省省委书记王君即出身于大同矿务局。
值得一提的是，许多能源大省在任命干部时，会考虑其能源业背景，煤炭业从业背景的干部在这种岗位上会更加如鱼得水，比如辽宁省省委书记王珉，毕业于淮南煤炭学院。
煤炭业的兴衰变化也导致几个能源大省地位的变化，内蒙古自治区近年来是煤炭生产最有竞争力的省级行政区之一，露天煤矿的开采成本很低，煤炭质量也好，能够保证在煤炭不景气的阶段仍然保持盈利。被认为很有前途的60后省部级干部胡春华在从河北省省长升任书记时，就被派到了内蒙古自治区。
陕西也是一个被重视的省级行政区，这里有煤炭和石油资源，李建国、赵乐际都曾经在陕西担任过省委书记。
但是煤炭背景的干部大多聚集在几个省份或者相关部委里，不像石油口的干部仕途那么宽广。
在核工业部被改组为公司之后，除了担任本系统官员之外，核能口出身的高级官员不多。但这一局面可能会由于石油和煤炭的缺乏和昂贵，以及沿海省份核电项目的大规模上马而有所改观。
核能人做领导干部也有着天然优势，他们一般文化程度比较高，眼界开阔，同时，指挥、管理一个核电站的难度和挑战也亚于做一市之长。
电力：领导人摇篮
和石油、煤炭和核能相比，电力口可能是最盛产领导人的部门了。位至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委员长、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就出身电力系统。他毕业于苏联莫斯科动力学院水力发电系，曾经是北京市供电局局长。
现在，他的儿子李小鹏担任山西省省长，也是出身电力系统出身的官员。
当的前任总书记胡锦涛，是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河川枢纽电站专业的毕业生，毕业之后也在水电部工作过五年。
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曾于1970-1973年担任过四川省忠县水电局电力股干部。
不算朱槠基和江泽民的电机系（更偏动力和机械）出身，电力出身的官员已经颇为可观。
电力系统的干部受到重用，除了本身受过良好教育、有大企业管理经验外，还有一点比石油、煤炭系统干部更有优势，电力是居民直接消费的能源，在私家车不普及的时代，有电力的工作经验就意味着这个人可能对民生、积累和消费的平衡有比较深入的了解。
中国自古就有“水患出能臣”的说法。传说中的第一位天子大禹就是一位治水者，清朝的河流管理者也是“总督”级别。兼有治水、发电的水电系统高官频出，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无论是出自能源系统的哪个行业，能源人基本上都有着类似的共性，那就是有勇有谋。能源业是国家命脉，不能停摆不能断，需要时刻监控，保障运转。能源行业掌控的资金和人力都很密集，需要很强的管理能力。能源行业需要周旋于多种力量和人群之间，而这些也都是官员的基本素质。当一个能源业新兵成为能源业国企高管的时候，他就已经是一个天生的领导者了。
（选自《新能源经贸观察》创刊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