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山人欧阳予一生都在“跑步”，每一步都踩在中国核电发展的关键点上。他积极地人生像是裂变的中子、原子，直至耄耋之年依然不断释放出令人惊异的能量。
岁月不饶人，近日记者准备专程拜访这位饱经沧桑的86岁的老院士，但得知他近日刚做完手术，实在不忍打扰。
在年逾古稀之时，欧阳予还在全面主持连云港田湾核电站的设计和建造技术工作，面对海天一色的港湾，欧阳予深情地说：“中国核电事业前景广阔，现在，我最想干的是，抓紧时间培养出一批中青年核电设计和经营管理专家。” 他还曾由衷的感慨：虽然我的一生可以说是“跑步人生”，眼下我觉得时间越来越不够了。
欧阳予就像是裂变的中子、原子，直至耄耋之年依然不断释放出令人惊异的能量。自2011年福岛核电站事故发生以来，不断有媒体来请欧阳予答疑解惑，因此，这位原本专注在科研管理一线的院士更加忙碌起来，甚至亲自坐着轮椅来到中国科技馆给公众作科普专题讲座。
论及中国核电未来发展的路径究竟在哪里，这位中国核电先驱表示：“在坚持核安全第一的前提下，还是应该发展核电，它的优点比较多”。他的理由是：核电站不排放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污染气体，也不排放引起地球温室效应的二氧化碳，对低碳经济贡献很大，所以应该大力发展核电。但是欧阳予也认为，应认真吸取日本核电站事故教训，在任何时候都要把核安全放在第一位，对正在运行的第二代核电站要严格核安全管理和监控。同时，应限制新建第二代核电机组的数量，更加强化第三代核电的发展。
猪倌走马上任
1971年10月的湖北干校，正在喂猪的欧阳予突然接到第二机械工业部（以下简称二机部）发来的紧急电报，让他马上“回京待命”。尽管这位猪倌满怀疑惑，却依旧接受了组织安排，回到住处换上一套半新的中山装，登上了北去的列车。刚刚过去的1970年，中国首次把核潜艇送入大海。以压水堆为动力的核潜艇研制成功，标志着中国已全面掌握了小型核动力技术。
刚下火车的欧阳予被接到二机部部长刘伟的办公室，刘伟说：中央决定在华东建一座核电站，要一位负责核电站设计的技术负责人。随后不久，欧阳予带领二机部的13名科级人员很快抵达上海，全面负责中国第一座核电站的研究设计工作。
一名猪倌何以担此重任？
发源于川北大雪山的岷江，进入成都平原后，来到乐山城下，并同波涛汹涌的大渡河、水流湍急的青衣江在此汇聚成一条水面开阔的大江。世界上最高的弥勒石刻大佛正位于这三江汇合凌云山。
1927年，在世界最大的石刻弥勒坐像——通高71米的乐山大佛对岸，欧阳予出生在四川乐山城区大渡河畔的白塔街，时值四川军阀混战最激烈的十年。
新中国成立前一年，21岁的欧阳予从武汉大学电机系电力工程专业正式毕业。应届毕业生欧阳予按照中共武汉地下市委负责人的安排，进入武昌发电厂和中南电力建设公司任工程师，一边参与技术工作，一边宣传发动群众、组织联防队伍。
1949年4月，武昌珞珈山来了两个穿西装、背照相机的游客，但两人无心欣赏花红柳绿，其中一人就是欧阳予。这次乔装带回了中共武汉市委迎接解放的新任务，下新河发电所从职工到家属很快都被动员起来。
正如许多影视作品中呈现的一样，国民党撤退时准备炸毁轮渡及沿长江的码头设施、铁路桥梁，当然也包括发电厂。经过欧阳予和工人代表的努力，国民党某军连长被迫同意“睁只眼闭只眼”。因而，趸船上的电气设备和水泵的控制器等被拆下来藏到了地下室，再在船底开个小洞放水下沉。5月14日，驻厂的国民党57师一个连撤退了，随着次日清晨几阵沉闷的爆炸声，最后一批国民党军也离开了。此后，人们看到许多沿江趸船和桥梁都被炸毁，汽车轮渡也悄然消失了，但电厂码头仍然完好无损。几天后，中共武汉市委负责人来发电所看望的时候，所有档案、物资、机器设备都保存完整，下沉的水泵趸船又重新浮上了水面。
结缘反应堆
正当人们苦心积虑地调动成百上千列火车向电厂输送煤炭时，核电站却用几两卡车跑一趟就解决了一年的问题，铀235裂变产生的能量，比同量的煤高270万倍。
1954年，世界上第一座原子能电站在前苏联建成。次年，中国也做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此后，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向正在莫斯科动力学院进修热电厂自动化研究生的欧阳予传达了新任务，做好向原子能方面转向的准备，莫斯科动力学院也于同年开办了核电站专业。
欧阳予原本学的是英语，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要向苏联老大哥学习，于是他开始跟着收音机学俄语。1952年初，他被推荐参加赴苏联留学的选拔考试。那试卷上印的全部是俄文，没有一个汉字。凡是看得懂能回答的，他都认真地答了；看不懂或是看懂了回答不上的，他就用俄文在卷纸上仔细地将题目重新抄了一遍。没想到，被选上了。这给了他一个惊喜。半个世纪后，欧阳予回忆道：“也许是因为我当年再抄一遍难题的精神，感动了判卷的老师吧。”
正是因为这种不言放弃的劲头，他此后的岁月都与反应堆和中国核电紧紧相连。在上世纪60年代，33岁的欧阳予就已经成为中国第一座大型生产反应堆的技术总负责人，后又担任了第一座自行设计建造的核电站和第一座出口援建巴基斯坦恰希玛首座核电站项目的总设计师，以及第一座中俄合作建设核电站的总工程师。
中国核电第一站
1970年2月8日，正月初三。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走进了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议题是来自上海市委的一份紧急报告。报告中说，偌大个上海正在面临一场能源危机，由于少煤缺电使得许多工厂面临停产，更有新办的工厂不敢开工建设，上海的运载能力也已承受不了更多的运载任务，仅运煤一项，就已经占用了上海海上运输能力和铁路运输能力的一半还多。在听取了上海缺电情况的汇报之后，周恩来说出了一句考虑已久的话：“从长远看，要解决上海和华东的用电问题，要靠核电，二机部不能光是爆炸部，要搞原子能发电。”从此，中国第一座核电站因此也被命名为“728工程”，便也有了本文开篇的那一幕。
接到全面负责中国第一座核电站研究设计的任务后，欧阳予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选择核反应堆堆型。当时，上海已经搞了一个熔盐堆型方案，但世界上熔盐堆还处于基础研究阶段，而压水堆型却已占据了世界已建核电站的一半以上，而且中国核潜艇也使用的压水堆。从成熟性和经验性多方面考虑，欧阳予坚信 “应当放弃熔盐堆，选择压水堆型”。
时值文革期间，欧阳予尚未摆脱“臭老九”的身份，于是他向彭湃的儿子、中国第一任核潜艇总工程师彭士禄求援，“老彭，你是根红苗正的人，便于发表意见，到上海帮我说说话吧。”彭士禄听了欧阳予的考虑后表示赞同，于是说“那我去上海放一炮吧”。
半年后，美国也正式宣布熔盐堆下马。
选定堆型后，又确定了反应堆规模——30万千瓦，这也是欧阳予带领大家在全国制造行业搞了实地调研，从设备制造能力、加工制造水平、核工业系统能力得出结论。可回顾当时的国际核电整体情况，30万千瓦的规模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前苏联第一个反应堆规模仅有5000千瓦，而美国第一个也只有9万千瓦。
经过一年多的调查，压水堆30万千瓦的方案于1973年底正式报到国务院，周恩来批示：一要听汇报，二要做个模型看看。1974年3月31日，中央专委（只管航天工业和核工业的中央组织）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听取了汇报。周恩来主持，邓小平、李先念、叶剑英、古牧等中央领导都参加了汇报会。
欧阳予曾说：我们做了两年的工作才给总理汇报的，汇报时有关30万千瓦的各种参数都已经有了方案，而且做了模型给总理看，也就是说如果能到得到批准，就可以正式作为国家科技开发项目立项，经费等方面也就都有了保障，剩下的就是撒开手大干了。
谈起这次汇报，欧阳予对每个细节都记忆犹新：我看见小平同志一边听汇报，一边不停地写东西，我就非常好奇的问服务员，服务员说小平同志明天要去开联合国大会，他正在抓紧时间修改发言稿。看到中央领导如此重视核电建设，欧阳予感到担子更重了。
当欧阳予提出：从实验、科研开发到提高设备制造能力，整个728工程建设费用大约需要6.3个亿。患病的周恩来虽然已经非常瘦弱，但依然精神焕发的挥手说：6.3亿，学个乖，值得！
此后两个月，身患癌症的周恩来就告别了曾经工作生活了25年的中南海西花厅，住进了北京医院，直至1976年去世。
有了中央的支持，728工程的主要设计人员和科研攻关在文革期间并未受到太大冲击。但从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开始，关于如何建设核电站却产生了分歧：一种说法是中国自己干不行，不如买来轻松，甚至有人说“你们能干原子弹，干不成核电站”，“你们728设计队都是一些教师，画的图纸像漫画一样”。
这些话不仅仅是个笑话，更让欧阳予和整个科研设计团队憋足了一口气。经过长达七八年的科研试验、分析论证、技术培训和改造等多项工作后，秦山核电工程的可行性报告最终得以通过。1983年6月，秦山核电站前期工程启动。1985年3月，开始浇筑主厂房第一灌混凝土，工程建设开工。
1987年1月，国务院第15号文件指定时任核工业部副部长的赵宏兼任秦山核电公司总经理，欧阳予任总设计师兼第一副总经理。当时，主管工业的副总理李鹏告诉核工业部部长蒋心雄：出了问题，我就拿他们俩是问！核工业部的正式任命文件下达后，蒋心雄继续加码道：他们俩出上海和秦山要经过我同意！
1991年12月，秦山核电站正式并网发电，实现了中国核技术史上有一个重大突破。这一年，距离欧阳予离开湖北干校，整整20年。20载的时间投进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转瞬即逝。而对于曾经风华正茂的欧阳予和许许多多的核电站开拓者，却已是两鬓斑白。
（选自《新能源经贸观察》7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