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工业国家最终都要达到一个环境拐点，一个向民众戏剧性展现经济发展引起的生态后果的事件。美国的事件发生在1969年，当时俄亥俄州充斥污染物、鱼类消失的凯霍加河燃起了大火。第二年，美国环境保护署成立了。上世纪70年代，在发现一家塑料厂外溢的有毒汞威胁水俣湾成千上万居民的生命后，日本通过了严厉的环境保护法。

       2013年元月笼罩在北京上空有着恶臭味的雾霾可能成为改变游戏规则的环保颠覆性事件之一。在长达数周的时间里，北京的空气质量比机场吸烟室的空气还差。一个暖气团像一床巨大的羽绒被一样笼罩在中国首都上空，下面聚集着该地区200座燃煤电厂和500万汽车排除的污染物。2.5微米及以下的污染物颗粒达到每百万900个，为世界卫生组织认定安全水平的40倍。人们可以闻到、吸入这种恶臭的烟雾，为之而窒息。

       公众对此出现了爆炸性的关注。仅在元月，中国极其活跃的微博上就发了250万有关“雾霾空气”的贴子。一家商业院校的系主任说，由于空气污染，成千上万中国及外籍商人正在打理行李，准备离开。北京是中国最富裕的城市之一。2008年奥运会之前，北京将最为肮脏的工厂搬到周围的省份。如果任何地方自身需要清洁，首先就应该是首都。即使住在紫禁城周围的党的高官每天早上打开窗户时，也难以避免有毒的雾气。

《西游记》

       这场“空气灾难”为当地有关环境的辩论注入了新的紧迫性——导致几个月后绿色政策热的出现。从6月中旬起的3周里，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限制空气污染的改革措施。开启了该国首家碳交易市场，减低起诉环境犯罪的门槛，加大地方官员对管辖地区空气质量所负的责任。同时声明中国——指企业和政府——将在未来5年投资2750亿美元用于空气污染治理。即使按照中国的标准，这笔资金都大得惊人，相当于香港的GDP，是年国防预算费用的两倍。

       难道这就是中国的拐点？中国国内及国外的许多环境主义者担心，这些措施力度太小，时间过晚。美国国家科学院今年7月发表的报告认为，中国北方的空气污染减少居民寿命5.5年。河流肮脏，土地污染。长期以来，政府了解这一点，并一直试图治理污染。然而现在又多了空气污染

       空气中还存在其它物质，目前破坏性不大，但对全球的影响却更大。1990年，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为全世界总排放量的10%，现在已接近30%。从2000年起，中国一家就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增加部分的三分之二。这种趋势很难扭转。尽管美国和欧洲加在一起目前每年削减排放量为6000万吨，而中国每年却增加超过5000万吨的排放。这种形势已经构成了独有的全球威胁。

       中国官员说这是一派胡言。对温室气体聚集应该承担责任的是西方，而不是中国。没错，中国的确存在环境问题，但中国只是沿用英国、美国和日本设定的模式，即“先发展，后治理”。中国的发展速度非同一般，但现在治理的速度也超乎寻常。中国在遏制污染方面的努力被低估了，其在风能和太阳能发电方面的投资让其它国家汗颜；其碳排放高峰比人们预计的来的更早。总有一天中国会把零碳排放的能源像现在的电子消费产品一样交给每个老百姓的手上。中国将来对地球不是威胁，而是治理污染方面的典范。

       中国在一点上的说法大致是正确的：中国环境问题的确存在历史相应的对比。除了中国最大的直辖市重庆以外，中国绝大多数城市的污染问题并没有上世纪60年代的日本严重。除了北京今天出现的突发事件，中国空气改善的速度与上世纪日本的速度相同。

       然而，其它环境指标却更差，是否在迅速改善尚不清楚。2006年的一份调查发现，几乎10%的农田受到镉等重金属的污染。最近一次全国土壤调查是否表明得到改善尚很难说，因为环境保护部立刻宣布调查结果为国家机密。今年在广东发现的镉污染大米引发了购买泰国大米的风潮。

       中国野生动物受到尤为严重的威胁。2004年，作为官方文件的《中国物种红色名录》将该国40%的哺乳动物列在“受威胁”之列。工业化发展正在让不寻常大范围动物栖息地——中国在这方面的多样性尤为突出——出现退化。

《水浒传》

       最严重的是水的问题。通常的中国照片显示绿色和水景，但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像稻草一样干旱。国际上一般将每人每年拥有不到1000立方米的水定义为“严重缺水”。中国的数字却只有450立方米。中国全国平均水资源严重不足，且平均值掩盖着更为惊人的地区差别。中国水资源的五分之四在南方，主要在长江流域，而中国的一半人口和三分之二的土地却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在北京，每人每年拥有的水资源只有100立方米。在20年的时间里，地下水位下降了300米。前总理温家宝曾说水源短缺“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这种说法并非夸大其词。

       几百年来，中国一直存在水资源短缺问题，但现在污染使问题变得更为严重。作为政府机构的黄河水利委员会对“母亲河”进行了调查，发现黄河三分之一河段里的水受到严重污染，无法用于农业灌溉。住建部负责饮水安全的总工程师说，城市地区只要一半水源可以饮用。

       中国在水、土壤以及空气方面存在的问题固然严重，但与历史上其它国家却并没有多大差别。中国社科院的潘建华指出，“我们正在沿着美国、日本和英国的路子走，由于存在滞后作用，因而还没有能力立即制止污染。”

       不过，中国对气候的影响是独有的。中国经济不但规模大而且属于资源饥渴型，产出占世界总量的16%，而消耗着全世界40%到50%的煤炭、铜、钢材、镍、铝和锌。同时，中国进口占世界一半的热带木材，养猪量是世界的一半。

       中国使用的能源同样巨大。部分原因在于毛时代对能源毫无顾忌地的挥霍。1950年至1980年，中国单位GDP的能源消耗翻了三番——一项史无前例的“成就”。上世纪90年代初是中国发展最快时期的开始，当时每百万美元GDP的能源消耗为800吨标准煤，远远超过其它发展中国家。从那以后，能源效率得到提高，2009年中国每百万美元GDP能耗为390吨标准煤，依然高于世界平均300吨的水平，更高于德国173吨的水平。

       尽管中国有着规模巨大的水电项目，但中国能源主要来自以更大规模燃烧的煤炭。目前中国燃烧着世界几乎一半的煤炭供应。2006年，中国能源方面排放的二氧化碳已经超过了美国。到2014年或2015年，中国的排放量将为美国总量的两倍。从1990年到2050年，中国能源二氧化碳累计排放量将达到约5000亿吨，约等于整个世界从工业革命开始到1970年的排放总量。影响最大的是排放总量，而不是年增长率。

       早前的工业化已将碳聚集水平推到空前高的水平上，而中国现在的排放又在雪上加霜。18世纪英国开始工业化进程时，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为280ppm。上世纪50年代后期日本工业化最快时期，二氧化碳浓度上升到315ppm。今年的浓度已达400ppm。人们广泛认为，为避免气候出现危险性变化，二氧化碳浓度必须低于450 ppm，尽管围绕这个数字存在很大不确定性。按照目前的速度，2037年将达到这个门槛。从现在到2037年，中国可能是最大的排放国。

       中国大约四分之一的碳排放用于生产出口产品。如果这些产品中所含的碳量摊在进口国家分类账目中，中国具有的破坏性则有所减少，而富裕国家的善良却要大打折扣。不过，即便是考虑到这种因素，中国也不能继续玩追赶游戏了。中国对全球气候稳定构成的破坏超过了其它任何国家。

《聊斋志异》

       与其它所有国家一样，中国将遭受巨大损失。目前，中国的沙漠面积正在扩大，农田面积枯竭，农作物产量增长停滞不前。气候变化将加剧这些问题。中国有8000万人居住在海平面，受海面升高及强烈风暴袭击的威胁。随着制造业及矿业从沿海地区转移到新疆、西藏这样贫穷的西部省区，转移会增加环境破坏。这些地区生态环境极其脆弱，退化很快就会变得不可逆转。

       这些问题中有些暂时还不太紧迫，但中国当下的环境危机已经对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基本契约关系提出了挑战，这种契约是以生活标准的不断提升换取对共产党权力垄断的默许。

       据世界银行计算，中国环境及自然资源退化的代价为GDP的9%，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正在拉低长期的经济增长。最大损害包括空气污染造成的健康损害和土壤养分的退化。党从经济增长的好处中获得信誉，也因污染的代价受到指责。中国最有名的环保人士马军指出，“人人都知道环境与自己身体健康之间的联系。”新一代领导人面临的挑战最严重的莫过于环境方面的挑战。

       至少从文字上讲，中国正在努力应对这种挑战。即使在北京出现严重雾霾之前，政府已经颁发了20个重要的环保法律以及数万条指令。2008年，中国成立的环境保护部，在2012年举行的党的大会上，中国将生态建设添加在原来的“四个建设”——即规定共产党立场的基本信念——之上。在中国，这样的信号是具有意义的。

       不过，新的领导层至少对摇摇欲坠的短期经济增长有着与环境恶化一样的担心。李克强总理今年三月份的履职讲话，反应了这些彼此矛盾的要求，他说“绿水青山贫穷落后不行，殷实富裕环境退化也不行。”

       西方经常说中国对付气候变化方面具有的主要优势之一，就是中国领导人可以强行实施民主体制下无法实施的政策措施。温家宝曾说在提高国家能源效率方面，政府可以使用“铁拳头”。但是在环境问题上，政府却并没有铁拳头。

       如果地方官员——市长和省或县党委书记——不喜欢一项政策，他们可以悄悄地置之不理。一位广东官员在讲到环保问题时曾说，“我们认为这些决定不适用我们。”大型国营企业的老板往往拥有与监督他们的部长们一样的权力。神秘的任命体制比表面的管理层级更为重要。在中国的体制下，谋事在中央，而成事则在省与县。

       这种体制正在发生变化，反应了对环境问题的关切。贵州是中国最穷的省份，但贵州却拥有大量的煤炭资源。几年前，贵州还可以高兴地开发煤炭资源。然而，在制定追赶中国其它地区经济发展的计划过程中，贵州将更多地依靠从缅甸进口的天然气资源——部分地执行了中央有关各种防止污染的命令。

       不过，变化是相当缓慢的。中央可以直接影响地方官员的途径之一就是判定官员升迁使用的标准。到现在为止，经济发展是最重要的因素。近年来也增加了环境方面的考虑，但衡量标准模糊不清。习近平主席说，地方官员应该对一个地区的环境问题负责，即使他们已经受到提拔。通过这种形式，习试图提高绿色环保的重要性。

       然而，到目前为止，对提拔体制的修正却没有发挥作用。据美国国家经济研究所的研究，2003年到2009年，在环境项目上（污染处理厂等）花钱的市长并不比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基础设施方面（例如道路）投资的市长得到的提报机会更大。经济增长仍然是地方考虑的主要问题，尚不清楚中央能不能改变这种局面。

《绿楼梦》

       在西方，公众意见可以让环境问题成为众矢之的，迫使政府和企业进行治理。但不清楚这种事情会不会在中国很快发生。没错，公众已经感到了担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提供的数字显示，四分之一的示威活动是环境问题引起的。这些示威人士不像农民抗议那样可以轻易镇压：他们常常是中产阶级，城市问题有朝一日可能变为一场全国性的运动。中国领导人要想知道这种前景意味着什么，他们只要看看前苏联即可。在从前苏联分裂出去的所有国家（一个除外）中，组成首届政府的政党都是从环保运动起家的。

       不过，政府可以淡化目前公众的压力，因为环境似乎仍然是第二类关注对象。据中国新闻机构新华社报道，2012年2月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对食品安全的担忧排到第三位，前面是收入不平等与和房价飙升。今年3月中国党报之一的《中国青年报》举行一项民意调查，同样把食品安全列为第三，排在腐败与收入分配问题之后；2012年11月，《中国日报》说，52.6%的受访者将环境恶化排在忧虑问题清单上的第四位，前面分别是贫富差距、腐败以及既得利益者的权力。

       此外，大部分环境问题的抗议活动都是地方性的，而不是全国性的。示威者抱怨这个城市的空气质量，或者那座城市的水质量，但没有对全国整个形势提出抱怨。马先生这些的活动分子不得不承认，大规模的环保行动依然处于起步阶段。

       更大的意义在于，中国的政治体制不利于解决环境问题，并不比其它任何体制好多少。顶层模棱两可，中间层持怀疑态度，而基层软弱而意见分歧。

       鉴于以上所有原因，值得注意的问题不是中国没有做的事情，而是已经做到的事情，尤其是在遏制二氧化碳方面。中国的碳排放的增长速度只有GDP速度的一半，比全世界平均水平略微好一些。同时，中国在可再生能源的投资方面远远超过了任何其它国家。在建立新核发电厂方面，中国具有全世界最雄心勃勃的计划。

       为把经济增长与环境改善结合一起，中国注重降低碳排放强度——每单位GDP产生的排放。与2005年相比，过去5年里的碳排放强度下降了大约20%，政府的目标是到2020年削减达40%到50%。主要的改进来自于一项强迫1000家国营企业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的计划——据说这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单项气候政策。

       企业与中央政府签订合同，同意达到能源使用效率目标，遵循新的建筑规范，安装环境控制设备。在到2009年的10年里，这项措施使中国水泥企业（其产量为世界其他地区加起来的产量）生产每吨水泥所需的能源下降了30%。这项计划现在已经扩大到1万家国营企业，覆盖绝大多数污染企业。

       此外，中国的发电效率也得到提高。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运行效率的提高以及关闭旧电厂将中国燃煤发电厂平均热效率从2000年的31%提高到2010年的37%；美国则没有取得进展，依然为33%。

       另一项大的能源变化是中国庞大的可再生能源计划。政府的目标是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占整个能源总量为20%，达到比较富裕的欧洲的水平。其中最大的部分是水电，2012年水电已经占整个能源总量的大约15%。但风电及太阳能发电却实现了大幅增长：与2006年到2010年期间相比，政府在风电及太阳能发电方面的投资增加了大约一倍。中国在可再生能源方面的投资让其他国家感到羞愧。一家决策者网络REN21说，2012年中国的投资达670亿美元，比德国在这方面的投资高出三倍多。目标是到2015年风电容量达到1000万千瓦，太阳能发电达到350万千瓦。

       但是，即使按照可再生能源本身的标准，许多投资项目效率低下。中国与美国风电装机大体相同，但美国风电的发电量却高出中国40%。中国的风电场是中国中央计划的典型产物，常常没有接入电网，或者发出的电力太多，电网无法应付，因而不得不重新与电网断开。

       在可见的未来，肮脏的煤炭依然是中国最重要的能源（岩石天然气革命可能受到水短缺的制约）。布隆伯格新能源金融是一家市场分析机构，该机构的纳特·布拉德说，煤炭价格相对低廉，可以提供“基础负荷电力”——不受风电或太阳能短缺影响的连续供电。中国是全世界生产太阳能电池板成本最低的国家。布拉德先生说，不用补贴，到2020年太阳能发电应该具有其它能源一样的竞争力。

       还有供应侧采取的措施，政府也在尝试通过设定限额和引入碳价格的方法减少碳排放。这种思路在有些方面不受欢迎，正在分阶段引入——似乎采取悄悄塞入的办法。

       在降低设定能源强度目标的同时，中国在7个省市建立了一项试验性碳交易计划。下一步，中国计划设定能源消耗的限额，可能为2015年40亿吨标准煤。这就要求大幅削减能源的增长。第三阶段是将能源限额变为全国的排放目标，计划在2016年到2020年实施。目标是为2021年至2025年的省级碳排放预算及全国性碳交易体系铺平道路。

       这一方案能否能够按计划实施，许多人持怀疑态度。然而，其基本目标——很快地遏制碳排放的增长——却可能会实现。几年前，中国政治领导人说这种排放会一直增长到至少2050年。现在主流的中国意见认为，排放峰值将在2030年到2040年期间出现。能源研究所及中国社科院的专家估计，峰值来到的更早，在2025年到2030年。与几年前看作可能的事情相比，是一项很大的成就。

       然而，跟中国需要做的事情先比，这一点还是不够的。一项粗略的指南是，如果要求全球温度增加不超过工业化前水平的2°C，从现在起到2050年全世界需要将排放量限制在略高于7000亿吨的范围。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的计算表明，如果中国沿着现在的道路继续发展，中国本身会排放这个预算值的三分之二，约合4500亿吨。如果中国希望不超过全球预算中自己的份额（假设各国总排放的份额保持在现在的水平上，中国的份额将会是2200亿吨），那么中国的排放应该在10年内达到零增长，到2025年达到峰值。这是不可思议的。

《拿起武器》

       世界似乎注定将大幅冲破7000亿吨的预算额度。其中多出部分有多少是中国造成的？在未来20年来，中国要建造相总值相当于美国的新房子；城镇化大约会让能源使用量和人均碳排放量翻番。如果中国达到工业化国家目前的生活水准，道路上汽车数量将要增加十倍。

       更重要的是，针对这种变化，经济结构将发生变化。中国的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43%，远低于其它中等收入国家。有理由期望，在未来20年里，污染程度很低的服务业在中国的份额会得到增加。

       与此同时，中国自身可以做大量的事情。中国基本资源的定价是倾斜的，尤其是水与肥料的价格太便宜，不利于节约最珍贵资源。中国过于依赖命令与控制的管理机制，往往受到负责官僚体系的阻碍。

       然而，在解决本身以及世界的环境问题方面，中国也具有自身的优势。中国领导人对气候变化挑战的认识超过了其前辈，或许也超过了他们的国际同行。他们善于大事上采取行动。中国是一个后来发展起来的国家，可以从别人的错误中汲取教训——不应建设高耗能的城市。中国有巨大的国内市场、廉价的资本以及阳光灿烂、风刮不停的沙漠：这是建设零碳排放能源系统的理想环境。这是浓云背后的一线光亮。如果中国无法办到，任何人都办不到。

（选自 经济学人）